“至宣化使署枪支，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与中央，共济国难……”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上海等相继沦陷，九世班禅大师在是年底圆寂之前，依然心忧国难、输财救亡，写下这样的遗嘱。

　　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出生于1883年，于1888年通过金瓶掣签认定为八世班禅转世灵童，1923年至1937年一直在内地生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九世班禅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便在内蒙、上海、北平、察哈尔、甘肃、青海等地，向僧俗民众宣化抗日救国，并数次捐赠战马、医药费、认购救国公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抗争，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藏族僧俗人士也是这场抗战的重要力量。以九世班禅大师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界众多有识之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喜饶尼玛介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原为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僧人)及九世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贡嘎活佛、松朋活佛等藏传佛教界高僧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

　　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喜饶尼玛介绍，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众还表示，在国家民族需要寺僧之时，亦愿拿起枪杆。那些不能亲自上战场杀敌的民众也积极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其中不乏藏传佛教僧人。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

　　无论是在西藏地区，还是川、青、甘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积极地动员和号召民众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他们积极为国家民族奉献，成为藏族人民抗日救国的带头人。喜饶尼玛表示，经费物资对抗战是急需的，但重要的意义是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于抚慰和推动前线军民团结抗战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

　　喜饶尼玛表示，这对于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推动抗战高潮进一步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协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民国时期，西藏社会的性质仍为政教合一，藏传佛教对民众有特殊的影响。喜饶尼玛认为，藏传佛教高僧参与到反侵略斗争中，对广大的藏族僧俗民众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带动他们也成为抗日救国阵线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更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失去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通道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喜饶尼玛说，藏族僧俗民众赶着满载物资的驮马，络绎不绝地跋涉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高山峻岭之间。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一旦日寇魔爪深入康藏区，愿赴疆场做殊死斗争。”康藏富商邦达·多吉当时如是表示，并在1942年与其兄邦达·养碧共同开辟了完全靠骡马运输的中印跨藏驿道。据学者研究，彼时包括邦达昌、桑都昌、热振昌等在内的大小马帮都参与其中。

　　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喜饶尼玛谈到，当时每年单程可运物资3000吨。“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援了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