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阜宁县下发《阜宁县褒奖“好人”实施办法》，通过政治礼遇、经济激励、政策扶持、帮困济贫等46条举措，对拥有好人证的居民进行褒奖。譬如凭“好人证”可以享受到免费乘坐县城公交车、免费游玩县内景区、免费用电15度等多项优惠待遇。在当地党代表、人大代表构成中，单独列出了“好人”类别；县政协也要吸收一定数量的“好人”。（8月5日《中国青年报》）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好人，道德高地、精神界域上那一面面迎风飘扬的旗帜，散播社会正能量，提升公众向善力，涵养社会道德气场。社会永远需要好人，以作灯塔，以作火种。源于观念错位、出乎价值扭曲、囿于好人成本，好人正成为社会稀缺资源。  

　　回眸成长教育，学校教育重于知识传授，知识传授又以最直观的分数体现——“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个好分数、上所好学校、找份好工作，几乎成了“新三好”。至于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形同赘物，可有可无。德与智，缺乏同步发育、和谐发展，培养出众多精致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则成为一种普遍性焦虑。高速发展的社会在分化，价值也在分化，许多人的价值观开始物化，当道德信仰不能带来所需利益，甚至有损自身利益时，一些人便选择放弃利他的道德责任。  

　　当个人道德的内部冲突外化，折射在公共空间里，表现在公共行为中，产生集束效应，形成定势思维，反过来进一步提高“好人成本”，打压“好人文化”空间。就像当年“彭宇案”判决，对社会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等道德文化产生极大“杀伤力”，至今“余震”不断。无法准确估算“好人成本”在多大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做好人的意愿，但不影响事实性判断。回过头来再看阜宁县褒奖好人“上不封顶”的行为，其“打造闻名省内外的道德高地”的可行性如何？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好人有好报，何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回报。正面激励无疑是有益的，行为与效果在一定程度内呈现正相关，何况阜宁的激励手段已超越物质层面，政治资源也被摆上台面。至于效用发挥到什么程度，则有待观察。一方面，好人的道德行动有一定的偶然性，与大面积推举、大张旗鼓表彰不甚合拍，也容易使行政部门、公众都产生审美疲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锦上添花式褒奖好人，重在制造引力，吸引人们做好人，对成就好人而言，或许雪中送炭——减少阻力更为管用，因为一些人做好人的勇气不足，并非奖赏不够，而是风险太大，就像扶摔倒的老人。公共政策应在降低做好人风险上着眼，通过法律法规、行政手段，降低“好人成本”。譬如，某保险企业不久前推出一款名为“好人险”的个人责任险——一旦好心帮人时发生诉讼纠纷，该保险能提供最高5万元人民币的律师费和诉讼费。解除后顾之忧，效果要比事后奖励更可靠。  

　　回到教育视域，道德勇气需要有效的道德教育作保障。在学校教育全环节，更加注重教育内容的科学性、现实性、人文性，以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人性的德育，代替陈旧的、虚假的、空泛的说教。从小培养公民的道德责任感，才是社会最根本、最可靠的道德保障。（练洪洋）